who is on fire

安平的房间是客厅改的，里面挤满了我们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子，一台小电视机，一张小床，和一个晾满衣服的滑轮架子。韵韵蜷在对面的沙发上睡得很沉，今日在市中心摆摊占卜的吉普赛女人指着我对她说，这是你生命中非常好的朋友，你们情同姐妹。我们当时只是笑，半信半疑地那样笑。可今晚我们呆在狭小逼仄的房间里，呆在紧闭的窗帘后面，却不知要如何感受离别的意味。

没有醉鬼的歌唱，没有深夜行经的的士车声，纽卡斯尔的最后一夜静得像整个城市都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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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送Shanna去机场，和她一起伸手指算算，来到这城市一年零两个月，自己就搬了两趟家，还帮Sandra搬了两趟，也帮Shanna搬了一趟。五次搬迁，不算是个小数目，我们拖着巨大的行李箱走街串巷，抱着枕头和被褥，碎石路面将滑轮的表皮全部磨破，手柄也因承受力过重而逐渐脱落。我们就像是女超人，或者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从不气馁，从不对生活低头。

早已习惯了像迁徙的候鸟一样，在这城市里四处晃荡，却从未想过有天要搬出纽卡斯尔的地界，那是拖烂几个行李箱子也回不去的归属之地。

我曾那样厌恶这座城市，憎恨北部浓重的工业气息，寒冷的冬季，和那瑟瑟的灰蓝色天。然而自从那次复活节旅行，在巴斯搭错火车，辗转布里斯托尔与伯明翰，才最终回到纽卡之后，心里面就已经有些放不下了。也是那时才发现，原来每次旅行回来，走出那圆拱形的，灯火通明的中央火车站，沿着Grey Street慢慢前行，看到前方笔直耸立在夜空下的Monument，都会有种踏实而安稳的感觉。那是一种一直不怎么愿意说的，但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家的感觉。家是很简单的一样物事，它是一张床，一个枕头，一个可以冲泡面的电热水壶，它是一个夜晚可以安然入睡，第二日早晨醒来时永远不必担心身在何处的地方。

所以，当纽大招生办的女士用抱歉及无比惋惜的目光望着我，轻声而坚决地说，“我们不能接收你”时，我捂着鼻子，强迫自己忍住眼里汹涌而上的泪水。

我的床和枕头，还有白色的电热水壶，都像泡沫一般，瞬间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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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航班定在17号。临走前的几天，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揪住一样，难受的很。古装港剧里时常有这么一句台词，“今日一别，不知日后何时才能相见。”我知自己迟早会想念纽卡的一切，真善美茶餐厅的牛腩公仔面，浮着一颗煎到半熟的太阳蛋，加上一杯冻柠茶，吃完后赶去上下午的课，肚子一路都撑得难受。学生会旁边的Bristo餐厅，中午11点前供应早餐，每逢周四周五10点半结束的英语课，我们都要踩着点去那里，点一份便宜的英式早餐当午饭吃。韵韵和我总是像饿狼那样急不可耐地排队，“煎蛋，培根，香肠，酱黄豆，烤面包，蘑菇，土豆！”俩人像是背书一样的点餐总要逗得服务人员发笑。诺桑比亚大学24小时开放的图书馆，我借安平的学生卡蒙混进去赶论文，熬了两个通宵，喝掉两瓶纯净水，效率快得像机器人。Empire电影院，和潘潘在里头度过了许多美好的避世时光，学生票，中可乐，爆米花，看《Mama Mia》和《Confession of a Shopaholic》时笑到抽筋，看《The Reader》时揪着双手，看《本杰明巴顿奇事》和《Milk》的时候在黑暗里安静而隐秘地流泪。学生会的地下室和火车站旁的The Academy是看现场的好去处，我见过深爱已久的The View和Peter Doherty，还有One Night Only的卷毛小主唱，后来他居然当了Burberry的代言人，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这样的时光叫人怎能不想念，叫人怎能不在离开前就想念。从前在Leazes Parade，和男生们一块到马路对面的大草坪上踢球，不小心扭到脚，疼了几天才好。从前在圣玛丽，和晨姐姐吃过饭后到处乱逛，从自动贩卖机里买可乐，我傻乎乎地收集有球星头像的百事。我们在黄昏时依然大亮的天色里，坐在走廊高高的窗台上喝饮料，一个穿浴袍的和黑袜子的男生经过，我们没忍住想笑的冲动，他也有些不好意思，脸红红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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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说英国球衣打折，要我帮忙买一件欧文的队服。去市中心的纽卡斯尔联队专卖店时外面下着雨，淅淅沥沥，英国人块头大，我挑了件中码，拿到收银台去，说我要印迈克尔欧文的10号。那女士本来说好，经一旁的同事提醒，她才回过神来，说上头不允许印欧文的号了，因为他下赛季绝对会走。我被那个“Definitely”伤透了心，迈克尔，虽说早就知道纽卡降级你一定会离开，但这样的情绪却远没有湿漉的雨天里拿着一件空荡荡的黑白条球衣时来得猛烈。初到纽卡斯尔之时，我18岁，离幼时第一次听说你的名字，已过了整整10年。我以为，10年是一个轮回，我们跋山涉水，却终于奇异地在英格兰北部同一个城市相遇。虽然从未见面，可圣詹姆斯公园的欢呼声每到主场比赛时便会响彻天空。即便我再不是初中时对着球星卡发疯的小破孩，即便我现在爱菲利普和德意志战车要更多，可一直是心生感恩的，能居住在童年偶像所在球会的城市。

然而仅仅一年零两个月，一年零两个月而已，我们同时背叛了纽卡斯尔，我甚至连一场比赛都没看过，迈克尔，我的18岁的意气风发的切斯特少年，你要到哪里去呢。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一下在这茫然无助的雨天里，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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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韵韵去买装枕头和被褥的红白蓝编织袋，临走前的两天整个城就只剩我们两人。Shanna回到香港过她美妙的夏天，潘潘独自去了意大利，安平还在伦敦，焦虑不安地等捷克签证。她们走之前的那天，我们在安平和潘潘家一起下厨，红烧排骨，烤鸡翅，还有一大锅粉条，女孩子们照常说说笑笑，离情别意清淡如水。安平说，小孩啊，你走了我会想你的。这个曾经说好要和我一起到乌克兰和土耳其旅行的姑娘，依然是不能忘记我们一起干过的疯狂事儿。

晚上和安平去看《Angels & Demons》，最后一回缩在Empire深蓝色的绒布座椅上，看我亲爱的伊万，穿着英挺的神父黑袍，虔诚而严肃，带着一点让人不可抗拒的迷人的阴险。原子弹在夜晚的梵蒂冈上空爆炸营造出神迹一般闪亮的蘑菇云，伊万身披降落伞如同新生的圣婴般降落到凡间，科学与宗教就这样被完美地模糊了界限。回家的路上我们依然热烈地讨论剧情，像往常任何一次那般，唐人街的石子路还留着雨水湿润过的痕迹，红灯笼沿街高高挂了两排，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象，我总要想到《千与千寻》里头的场景，奇异却充满荒诞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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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Grosvenor Gardens 24号那天，John狠狠地抱了我一下，这个幸运的家伙暑假要去荷兰带薪实习，这几日有空没事就抱着书在客厅里学荷兰语。其实仍然是有些舍不得这小房子的，我在这度过了一个沮丧的冬天，一个长满阳光和情青草的的春天，踏着积雪去上课，又常常在假期里睡到不知醒。那厚重的像是发着霉味的天鹅绒窗帘像是一道屏障，遮住光，也遮住某些时候希望好好静一会的心情。

最后一日下午，安顿好所有行李，和韵韵上街去。那种心脏被狠狠揪住的感觉越来越清晰，纽卡斯尔变作一个幻觉，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商铺，都熟悉透彻，熟悉到心痛。春去秋来，这城市见过几多路人，几多过客，她不是毕业之后离开的中学，闲暇时还可回去探望，她是生命里的一座城，只在你的青春里停留一年零两个月，教会你什么是承担，什么是责任，教会你如何心平气和地看世界，教会你天大地大，要学的事情有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Nothumberland Street有帅哥在卖艺，和韵韵停下来围观，却不幸被抓去当帮手。帅哥为了活跃气氛，要我亲他脸颊，却在最后时刻故意把头一歪，可怜哪，“初吻”就这样没了。在Blu-Bambu门口停了一辆花里胡哨的马车，门口挂着大招牌，“为你解读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不是个信鬼神的人，却因着是最后一日，便和韵韵贪好玩钻了进去。想不到人生中第一次算命是在纽卡，那穿着廉价格子大衣的吉普赛神婆拉着我的左手，面无表情地，也不笑。她说，你是个害羞的人，你有个非常爱你的家庭，你会在29岁时结婚，你将在40岁时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我们一直在笑，神婆大抵是很不满意这般不虔诚的态度，却仍是在送别时说，希望日后再见。犹记得圣诞节回家时我做了个梦，梦里面有模糊得像水一样的阳光，有绿底白色波尔多圆点的连衣裙，有骑着单车的少年，梦里面我去了南部的诺里奇镇，去了东安格利亚大学念本科。那时我还生活在冬季冷风如同刀割一般的纽卡，每日下午三点天就开始黑，那时我如此渴望能去到温暖的南部，去到一个温柔的没有工业气息的小镇。时至今日，不过短短半年而已，当真的拿到东安格利亚无条件录取的通知书，却像离不开一个常年相见的爱人那般，离不开纽卡了。

妈妈说，我还像个小孩，一会要南部，一会又想留在北方不走了。也许她说得对，我们太年轻，感情充沛过头，做什么事都头脑发热，不谨慎不思考。昨天看《Billy Elliot》，影片里纯正的北部口音听来却如同乡音般亲切。从前我们常聚在一起，学Geodie人讲话，带点取笑的意味。他们欢呼时说howay，骂人时说shite，他们叫小伙子lads，叫姑娘们gals。在回忆的过程中才发现许多事情还留着没做，还没去看那座巨大的雕像北方天使，还没去家后面的小草坡上野餐，还没去那个叫Osboure的艺术村玩，还没和couchsurfing俱乐部的Naz一起练吉他。

留着如此多无法填补的遗憾，甚至没能好好地正式地说再见，飞机便已在跑道上快速滑行了。腾空而起，失去重心那一刻，看到脚下的纽卡斯尔，如同母亲的子宫，河流田野，城市街道，都保留着最初的模样，目送你越走越远。